红双喜的成长勾勒出新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的路线图

红双喜黄金时代之1986
　　一把把青菜，慰藉了上海乒乓人的乡情

在陈德风把红双喜从手工制作变成机械化生产，把乒乓球5%的合格率提高到将近30%，产量从每年几万只增加到几千万只的这段时间里，祖籍广东潮阳的黄勇武一直在上海的小学、中学里当三好学生，业余喜欢读书和绘画，如果不是中学还没毕业就赶上文革，他现在也许是一名大学教授或者画家。1968年10月，17岁的黄勇武进上海体育器材三厂当了工人，还算幸运，5年之后进了上海轻工业专科学校读书。

文化大革命开始后，乒乓球销路直线下降，中国乒乓球厂1969年被迫转产。直到1971年的“乒乓外交”成功，中国乒乓球器材出口增加，上海华联乒乓球厂(1966年改为国营的上海乒乓球厂)的日子才好过一点。

从1976年开始，黄勇武经常往北京跑，专科毕业后他到了体育器材三厂上级单位——上海文教用品公司的技术科，经常要拿新产品让国家队试用，听取意见。当时文教公司下面的那些厂长对“小黄”很不满意：你怎么总是在领导面前讲我们的坏话啊。其实正是那段时间，黄勇武深刻体会到乒乓球专业运动员对器材要求的“苛刻”，2.537克的乒乓球，江嘉良连0.001克的差别都能感觉出来！所以1986年他到上海乒乓球厂当副厂长以后，痛下决心提高器材质量，满足国手的要求，配得上国球的荣誉。

黄勇武经常跑北京的那十年，徐寅生、李富荣、张燮林、梁友能等七八个上海乒坛宿将都在北京工作，北方的冬天只有土豆大白菜，所以每次坐火车送新产品的时候，黄武勇武必带几个纸箱子，里面装着上海的青菜、小葱、冬笋。文教公司没有这笔费用，货源基本上都是由陈德凤提供。“那时候老厂长也没有钱啊，国有企业，没有发票是不能出账的，他就把废报纸卖掉，用来买蔬菜。我下了火车先到徐主任家，借辆自行车，是当时最好的牌子“上海永久”。北京的冬天特别冷，天寒地冻的，我骑着车一家一家送，北风都吹到骨子里去了。我还记得有一次徐主任往上海打电话，让我去北京时帮他带几根油条。”20多年过去了，想起大家当年“小黄小黄”地叫他，黄勇武觉得那段日子还是很开心的。一把把青菜，慰藉了上海乒乓人的乡情，也慢慢堆积出黄勇武与中国乒乓界亲人一般的感情。